《阿紫》The Good Daughter 好女兒還是好媳婦?

Written by Simon Yang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he is the one who wants me to keep filming Azhe and let her story be told. He thinks those women’s stories are worth to be seen and told. ”

希望我繼續拍的是她丈夫,讓阿紫的故事被知道。他覺得這些女性的故事值得被看見與聽見。




台裔美籍導演楊維榕的《虎尾》近期在Netflix上線,透過移民的視角,害羞地躲在遠處窺看台灣農村,唯美地止於浮光掠影而失真。


而來到紀錄片《阿紫》(The Good Daughter),少了濾鏡,模糊的鄉村風景稜角分明起來。一組定場鏡頭帶我們穿越沿海的大型風力發電機,跟著砂石車輾過崎嶇馬路,最後跌跌撞撞在老鏽的鐵皮屋前,一群面無朝氣的老者搖著涼扇,像黏在鐵皮屋上搖搖欲墜的舊扛棒一樣。這個版本是我們比較熟悉的台灣鄉村。


《阿紫》敘事在兩地跳躍,在越南與台灣之間,描寫這位台灣媳婦面臨了怎樣的家庭角色、倫理認知、以及經濟主導權的掙扎與妥協。入圍第56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阿紫》,在擁有深厚從業經驗的旅美導演吳郁瑩(Sally)的剪輯操練下,戲劇化地把鶼鰈情深、婆媳對立、教養難題、衣錦還鄉......等等主題豪邁地大鍋炒,辛辣程度毫不輸鄉土劇。銳利仍然敦厚地,守住了紀錄片的倫理分際,在議題解剖台上亦未流於俗弊,反而切中要害。



因為少年吔攏出外(In-uī siàu-liân yē lóng tshut-guā)


一眼望去,遍地蒜頭碎屑凌雜如米鹽,永遠剝不完的樣子。阿紫和丈夫阿龍一邊剝蒜頭,一邊親暱鬥嘴,奠定了本片的苦中作樂調性。蒜頭以雲嘉一帶為主要產區,在台灣作為重要作物,卻非高經濟價值,產銷過程中不僅因氣候、天災決定收成,因年而異,還有舶來種競爭與國際市場考量。如同其他一、二級產業與整體台灣經濟結構還在經歷的轉型陣痛,因勞力外流和生產成本考量,單調而繁複、勞力密集的粗重農事,無法留住本地青年,在農業外勞合法化以前早已倚賴移工填補,蒜頭於是也和「逃跑」、「剝削」、「低薪過勞」這些關鍵字劃上等號,在蔡崇隆的《再見,可愛陌生人》可見一斑——逃逸越南工人們白天在平地摘蒜頭,晚上在山上採高麗菜。


而Sally表示:她在發想和製作階段都未直接受到太多台灣相關紀錄片的影響。從而讓《阿紫》不那麼提及勞權和對體系批判,絕非政治歸政治云云,而是比較關注家庭結構的漩渦內,個人的內心流動。


“I didn’t try to make it as a social issues documentary because I believe everyone has their own social problems and views on those. ”


我不打算做一部社會議題紀錄片,因為我覺得每個人有獨自的社會問題和看法。


有一點也許會讓觀眾印象深刻並汗顏:阿紫能夠使用,或許比大多數的、尤其在北部成長的年輕一輩台灣人都流利太多的台語交談,這也令人反思不僅母語的現代化斷裂,還有對台語根深柢固的「低俗」偏見,至今仍程度建立在使用者較多比例來自南部、和經濟弱勢劃上等號的印象。


《阿紫》對於產業轉型與停滯的台灣鄉村速寫,相當清晰。身心障礙的阿龍,是一個處在被刻板化的台灣與東南亞跨國聯姻敘事中的典型台灣弱勢男性,在盤算階級、教養條件、經濟能力、門當戶對等諸多現實考量的婚姻政治中,行動不便遂讓他屈居下駟。「條件輸人,人看袂佮意(Tiâu-kiānn su lâng, lâng khàn bē kah-ì)」


阿龍感慨又好奇:怎麼會有人想拍他?他有什麼值得上鏡頭的?其實他絕對值得,Sally談到鏡頭下的阿龍,先是令她遠觀生畏,近看卻親切可愛,絕沒有落入大眾對勞動階級男性塑造的失意、家暴框架裡,而長出他自己的溫柔。不僅如此,阿龍提及年輕時拜師作裁縫學徒,北上西裝店執業,只因為手工被加工取代才失業回鄉——提點了仰賴手工技藝的傳統產業在現代化面臨機器挑戰和淘汰人力的殘酷事實。


男性的心內,痛苦不敢講出來;跑去大都市學人拚經濟,做到要死乎人看不起;阿叔介紹娶越南新娘;最後留在台西鄉賺錢。Sally拍攝、剪輯鄉村夕陽,因為一家人相聚的時候只在日落、離開勞動現場以後。係非有意識地,日暮西山卻令人有種寂寥聯想。



The Good Daughter 好女兒 還是好媳婦


《阿紫》將英語片名譯為「好女兒」,饒富趣味地引出為兩個對立意思:是嫁過來的兒媳,也還是娘家的女兒,放在傳統台灣婚姻結構裡仍然是對立的。


當阿龍辛酸地提到:「她們嫁一個女兒比賣一隻豬還不值得啊。」畫面切到阿紫在越南的娘家,村人將大白豬五花大綁準備宰殺。Sally不辭勞苦多次在台、越、美三地之間往返。觀眾將會發現,異國鄉村的對照記雖然意料之中的展現一些台越風俗差異,其實對婚姻本質的態度上兩者驚人地相似——出嫁在越南鄉下被約定俗成地作為某種經濟活動(至少從Sally提供的材料來看),女兒背負期待離鄉,日後經濟回饋鄉里。「有女兒的人,蓋房子會比較快。」越南鄉人如此戲稱。


因而,回到台灣這邊,觀眾陪同阿紫立場面對婆婆的刁難,還有來自父家長傳統對女性的禁錮,似乎可以稍微軟化一點。配合農村經濟型態發展出的傳統家庭結構裡,對於加入的女性,一樣視之為家族的財產,多過擁有經濟、教養甚至意志自由的個體。也許讓人想起今村昌平的《楢山節考》裡驚心駭目的的私刑式活埋——為了懲戒小偷違背鄉里戒律,同時也能減少消耗資源的競爭人口。雖然是誇張、風格化的反烏托邦情景,也提醒現世的我們:在資源有限的、小規模自給的社會單位裡,婚姻常常不僅是個體之間的結合,而攸關整體生存利益的分配。不論是四點起床工作,又兼職採蚵苗的,只為了存錢帶回老家的辛苦阿紫,或是斥責她不顧夫家的八點檔婆婆,其實各自的盤算在各自的文化裡都道德正確。


這也是許多人可能面對的立場和倫理難題:阿紫的婆婆到底是善是惡?當我們作為觀眾,面對的敘事又是非虛構、紀實的、活生生的故事。產生同情和好惡的心理反應是否正確與帶來幫助?


Sally回憶習影的啟蒙階段,跟隨恩師David Sutherland用七年製作一部名為Country Boys的青少年成長電影(coming-of-age)。奠定了她的剪輯功力—清楚無比的段落意識、捕捉並安排語言的到位。也讓她洞悉人性,懂得在自己、攝影機、和被拍攝者之間找到最舒服距離,然後穿上迷彩服。



“Her mother in law didn’t do anything bad to me... she’s sweet to the kids, and not a villain to her son. Those are all sides of her. I can’t shy away from that… I’m also showing that things are not just black and white.”


她(婆婆)對我(Sally)沒有不好...... 她對兒子、孫女都很好。這些都是她的面向,我得把它們都呈現出來。我要說的是事情沒有絕對黑白。



在回答是否有意識地用剪輯技巧將婆婆塑造為一個,從劇情片意義來理解的反派(villain)而為電影增加張力時,Sally說:婆婆如果是個反派,那也只是對阿紫而言。對她而言,婆婆是個親切的好人,對兒子、孫女也是。「同時我也試圖去呈現她的不同面向,事情不是非黑即白。」「如果聚焦在婆婆身上,關心她是誰並且為什麼這麼做,那可以獨立成為另一部電影。」Sally說,並婉轉地後退將詮釋權遞交給觀眾。



女性的男性電影


這也呼應了餘韻綿綿的片尾:結束在一個阿龍拄著拐杖,徬徨四顧的長鏡頭。偶有麥可柯里昂式的自顧,只是阿龍沒有太多世俗意義上的權力。


「我愛他,我想要讓他回來收尾。他經歷了非常多掙扎。」Sally說。


有一幕拍攝阿紫對鏡梳妝,那是近乎直覺上的憐愛,非常純粹地、溫柔地凝視女性,像顯微鏡一樣,可見精微乎毫毛。


而《阿紫》不只是一部女性電影,Sally最後選擇的鏡頭語言嘗試讓男性一樣被關心、理解。就像阿紫在母系社會脈絡長大,並不代表她有絕對話語,能夠選擇人生,同樣在父家長制的台灣社會裡,阿龍展示了比一般男性(至少透過Sally的視角裡)更低的姿態,或許不能排除殘疾的關係,讓他更不像一個共業結構的施壓者,而是被壓迫的。婆婆反而比較是那個執鞭的、父權規則的擁護者。


阿龍夾在妻子與母親之間,心內恐怕閃過落水困境幾千回。Sally非常難得地,也紀錄下夫妻吵架的危險瞬間,證明了她有多麽投入。我們不窺獵戲劇高潮,畢竟《阿紫》沒有那些當紅實境節目的帥哥美女掛帥,只有導演對故事的純粹鍾情。觀眾不妨朝好的方面去想:夫妻哪來隔夜仇,也許他們這時候已經和好,婆媳關係也緩合了。對Sally來說,這場挑戰時差的跨文化人類學考察或許隨著開放式結尾暫時告終,但是對於觀眾而言——不管來自台灣、越南或西方——故事背後的宏大課題才剛開始。


《阿紫》線上放映至七月三十日,點閱觀賞